11月30日，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举行。这是“年龄条件适当放宽调整”后举行的首次国考，本次国考最大突破就是将招录年龄上限调整为38周岁，2026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甚至可以放宽到43周岁以下。
随着各地企事业单位放开年龄限制，博士毕业主动进入非学术岗位的趋势或进一步强化。
曾经，高校教职或其他学术岗位是博士毕业的首选。但随着博士大幅扩招，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吸纳能力下降，已有超半数博士转向非高等教育单位任职。
“不超过35周岁”是博士应聘高校教职时的常见门槛，与国考放宽年龄条件形成对比的是，近年来，这个数据在少数高校还有下行至32周岁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将仍有志于学术的“大龄”人才拒之门外。
假设一个人进入本科阶段就读时的年龄刚好18岁，在经历本科4年、硕士2-3年、博士4-6年的学习后，他博士毕业时的年龄理论上大概在28-31岁。而一旦本硕博期间存在任何空档期，比如就业、考研二战等，或者延毕时间过长，博士毕业时的年龄基本就超过33岁，甚至35岁。而当35周岁成为高校招聘“青椒”时的普遍年龄门槛，“大龄”博士们只能止步高校教职。
在国考率先放宽年龄限制的背景下，作为考编的主要单位，高校未来是否有可能跟着打开35岁这个年龄关？那些已经被拦在门外的“大龄”博士们又去了哪儿？
博士”青椒“之前
“非升即走”是高校在人才聘任时广泛采用的制度。这一制度一般是针对青年教师的“讲师—副教授”阶段，采取预聘制，即达不到考核要求就不再续聘，以倒逼“青椒”们出成果。随着博士生扩招，“博士帽”年年增多，学术岗位的数量却相对稳定，在博士毕业人数超过学术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博士止步于高校教职，难以触碰到“非升即走”的门槛。首先被拦在门槛之外的，就是“大龄”博士。
在“博士互助组——今天你毕业了吗”的豆瓣小组上，不少年龄已30+的在读博士生戏称自己为“大龄博士”。根据部分高校2024年、2025年的人才招聘启事，在学术岗位对青年人才的年龄要求大多在35周岁以下，有高校还将应聘年龄下调至32周岁，只有特别优秀的人才可放宽至40周岁。
不少博士生选择读博时的年龄本就不小，在“博士互助”的豆瓣小组里，就有人表示自己是工作两年后才申请的博士，28岁开始读博，学制五年，如果能顺利毕业也将33岁了，还有人犹豫自己32岁大龄读博的必要性。而在博士生未按期毕业率常年维持在60%以上的情况下，博士毕业年龄30+已是常态。
为了尽可能避免年龄“一刀切”错失人才，高校在招聘时也会考虑更多，比如针对不同学科区分年龄限制。此外，不少学校也表示针对“特别优秀者”亦可放宽，但具体如何界定这类人才仍是语焉不详的。只能通过“特别优秀者”和“原则上不得超过……”等暂时缺少明确定义的语汇，看出高校在制定标准时的审慎。但既然担心错失人才，何以难放开限制？
35岁，为什么重要
有研究表明，自然科学家发明创造的最佳年龄段是25岁到45岁，这个年龄段与科学家职业早期阶段高度契合。以年龄作为门槛瞄准了学者们从事学术生产的“黄金时间”。
2023年11月，有网友曾在中国政府网留言建议“放宽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年龄限制”，建议中提到“超龄博士”无法申请该项目，希望能够以毕业年限（如5年内）作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现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类，以下仍简称青年基金）的申报条件。
青年基金要求申请当年男性申请人未满 35周岁、女性未满 40 周岁，这一限制在潜移默化中将压力传导给了高校。在博士生教育规模持续扩大的背景下，高校招聘青年学者的要求也水涨船高。而因相对优秀青年、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其他项目在课题经历、工作时长、团队等方面的要求并不高，青年基金已成为大批博士、青年教师们的必争之地，竞争更加激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的2024年度报告显示，2024年度青年基金接受申请149489项，批准资助的共23226项，资助率仅为15.54%。随着青年人才规模扩大，申请项目数已经从2015年的6万余项增长至2024年的近15万项，与此同时，资助率逐步收紧，批准资助项目数整体增长幅度并不高。
高校对青年教师的考核标准各有不同，但通常覆盖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甚至是科研到账经费等方面，考核结果达到“合格”或“良好”可进入下个聘期，如青年基金等重要项目的成功申报无疑能为自己的晋升增加砝码。
预聘制（“非升即走”制度）一般包含两个聘期，每个聘期为三年，通常需要6-8年考核期。如果“非升即走”对青年基金有要求，一名30岁以上走上高校讲师岗的博士想要保留教职，就得卡着时间在35岁前完成申请，变相缩短了考核期。如今直博生27岁就能毕业，越早入职也能有更多时间完成青年基金、重点项目、团队建设的科研积累。
在一环扣一环的发论文、申项目、毕业、找工作的流程中，可以说，35岁前的“黄金时间”几乎是决定博士生是否能在高校任职或长期任职的关键。但对于33+、35+的博士来说，做出科研成果的时间被压缩。
出路在哪儿
有观点认为，在博士大力扩招的背景下，已培养的博士已经足够满足教职需求，期间走过“岔路”的博士不应该把教职当做目标。
所谓“岔路论”，混淆了经历差异和能力适配。企业工作、跨学科攻读、延迟毕业……非传统的学术经历一定说明学术能力不行吗？高校作为科研人才的聚集地，应有包容多元路径人才的空间。
如今博士扩招的核心问题是质量分化而非数量过剩。高校招聘的焦虑在于优质博士供给不足而面对海量求职博士人才筛选成本又过大，所以35岁成为招聘的低成本筛选工具。表面上看，博士扩招的确增加了高校的人才选择，但也促使高校走向脱离能力导向的人才评价。年龄门槛有现实考量，但“一刀切”的硬性要求存在缺陷，人才筛选应看能力而非首看年龄，年龄绝不能成为否决项。
高校是否能放宽年龄限制暂且不知，但博士自己需要先转变观念。
学术性是博士培养的第一属性，博士毕业后走上学术岗位曾是“想当然”的典型路径，但近年来，更多人走上了非学术岗位。
一篇有关博士就业发展多样化的期刊文章指出，我国高等教育扩招的前3年（1996—1998年），75%的博士毕业生都就业于高校，然而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顶尖研究型大学博士毕业生在高等教育单位的任职比例已低于50%，到企业、党政机关等就业的比例却逐年攀升。
类似的统计在更早之前一篇有关我国“双⼀流”大学博士毕业生就业特征分析的文章中也可以见到，根据研究，2017年博士就业去向统计结果显示，学术劳动力市场日益饱和迫使博士毕业生通过博士后阶段避开博士就业高峰，顶尖研究型大学的部分学科已逐渐将博士后阶段作为入职的基本门槛。但在当时，学术性岗位依然占据半数以上。
博士毕业生多元化就业已是大势所趋。早在2017年，时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的鲍威便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在针对国内超过2000名学术型博士学术就业志向的调查中，她发现具有非学术部门就业意向的博士生对学术职业“高负荷-高压力”特征有着最深刻的认知，加之高校教师岗位需求少和薪资竞争力不足，这些因素已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学术从业意向形成了冷却效应。
由于高校之间在待遇、平台等方面仍有差距，在进入高校后可能面临“高不成，低不就”前景的担忧之下，伴随着读博付出的隐性成本，更多博士也更倾向于选择用“高学历”换得“高薪”工作。而在另一面，高学历层次人才的入场也在无形中拔高了就业的整体门槛。
但博士进入企事业单位也并不那么容易。由于博士培养“重学术，轻专业”，更注重博士生学术能力，而忽视毕业博士知识可迁移能力的发展，所以博士们在走上非学术岗位后也难免会遇到岗位职责与自我设想差别较大、学术能力无法应用到企业之中等问题。
202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我们在持续加强学术型博士培养的同时，应该大力加强专业型博士的培养，这是势在必行的。”2023年底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再次明确这一点。2024年10月，《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印发，指出要提升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占比。专博教育的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人才培养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创新……
对“大龄”博士们来说，只是寻找一个出口或许都已经费尽全力。“在轮下”的处境使得他们在世俗评价标准上被认为是难以取得“成功”的，“大器晚成”在“非升即走”面前也并不适用。那么，是否还要执着于教职继续学术之路。故事的结局又会定格在哪里？
